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北宋歐蘇等大家是韓柳古文運動的最好繼承者。 韓柳的大部分著作文從字順，成為後來文人學習的典範；但他們本身也還沒有完全擺脫漢魏以來辭賦家的習氣，部分篇章過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煉，甚至近於生澀。 歐陽修主持禮部試時曾打擊了文壇上追求險怪的作風，王安石、蘇軾更批判了「力去陳言誇末俗」和「以艱深文其淺陋」的辭章家習氣。 他們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曉暢明白，平易近人。 這就引導當時的散文創作向健康的道路發展，其影響遠及明清的許多古文家。 
宋詩從王禹稱起就注意向杜甫、白居易學習，努力把詩歌引向現實主義的道路發展。 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時，詩歌上也接受了韓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響，在內容上要求以詩歌「敘人情，狀物態」，反對西崑詩人的無病呻吟；藝術上要求以清麗平淡的風格糾正西崑詩人的浮艷作風，這才開始表現了宋詩的獨特面目。 此後經過王安石、蘇軾到黃庭堅，他們從各自的生活道路出發，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學習，通過詩歌抒發個人的生活感受，表現個人的政治態度、文藝見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詩歌風格，和歐陽修合稱北宋四大家。 由於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脫離人民群眾，長期的書房生活，使他們習慣于以學問相高，以議論相尚，而不大注意于從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構成鮮明的詩歌意境來激動讀者。 這種作風在歐、王、蘇三家中已有所表現。 到了黃庭堅、陳師道，變本加厲，形成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見嚴羽《滄浪詩話》)的江西詩派，風靡一時，使詩歌脫離現實的傾向愈來愈嚴重。 
金兵的南下，兩河的淪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這些在靖康、建炎之間(1126—1130)發生的重大事件，使當時政治形勢起了劇烈的變化。 民族矛盾的上升暫時緩和了人民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戰之爭代替了從北宋中葉以來長期的新舊黨爭。 當時黃河南北人民紛紛組織忠義民軍反抗女真貴族的殘暴統治，南宋軍事形勢在岳飛、韓世忠等愛國將領的艱苦奮戰之下也漸有起色，這些現象一度給人們帶來了「中興」的希望。 可是以宋高宗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貴族的戰爭威脅嚇破了膽，更害怕愛國軍民力量的強大會動搖他們的統治；因此他們不僅沒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訓，發憤圖強，反而變本加厲，一面殺害主張抗戰最堅決的岳飛，一面向女真貴族割地稱臣，並每年交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以換取他們苟安東南的局面。 這種殘酷的現實首先在詩歌創作中得到反映。 當時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陳與義、曾幾已經在詩裡表現了傷時念亂的心情，到陸游更繼承從屈原到杜甫的愛國主義傳統，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抗敵禦侮的要求，並在更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派脫離現實的傾向。 同時的楊萬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諸名家，各以其繁富的詩篇描繪祖國的江山風物，使宋代詩歌在蘇黃諸家之後重新出現了一個繁榮的時期。 此後宋金對峙漸趨穩定，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暫時得到緩和，文學上愛國主義的呼聲漸趨微弱，代之而起的四靈詩派、江湖詩人，就更多地表現了對現實的消極態度。 直到南宋亡國前後，領導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經歷亡國慘痛的作家如謝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寫出了一些激動人心的愛國主義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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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