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在培養和選拔文士方面繼承了前代學校、科舉的制度,在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培養一般官僚的候補人才,此外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 到宋仁宗時更明令全國州縣都建立學校,設置學官教授,並有一連串考試提升的辦法。 由於官辦學校還不能滿足士子學習文化的要求,民間私立的書院逐漸增多。 當時最有名的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南京(註:宋代稱河南的商邱為南京。 )應天府書院、潭州岳麓書院,被稱為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在宋太宗時學生達到數千人,應天府書院在宋真宗時修建了一百五十間校舍,它們的規模比官辦學校還要大。 北宋王朝為了要從地主階級的各階層選拔效忠於他們的官僚,還進一步發展了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 唐代應舉的進士往往向王公貴人投獻詩文,希望他們替自己宣揚,有些士子由於有王公貴人推薦,往往不待閲卷就內定了,而真正有才學有品格的文人有時反沒有被網羅。 唐代最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進士出身的。 宋代科舉開始採取彌封、譽錄等制度,主考和閲卷官都集中貢院評卷,不得和外人接觸;一次錄取的進士常達三四百人,比唐代超過十倍以上。 這就使中小地主階級的士子有更多的機會參加政權。 宋太祖曾說:「昔者科舉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見《宋史·選舉志一》)。 這話雖不能盡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範了勢家大族對中央政權的壟斷。 此外宋代對科舉錄取的進士,還由皇帝賜詩、賜袍笏、賜宴、賜騶從遊街等來加以獎勵。 「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 尹洙曾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也」(見《儒林公議》)。 宋代的科舉制度,以及配合這制度的種種措施,有效地吸引當時士子走向讀書應舉的道路,鞏固了北宋王朝的統治,也促進了當時封建文化的發展。 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經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於無用之地;而少數貧寒的士子,「一舉成名,六親不認」,更成為宋元時期小說戲曲中鞭撻的對象。 宋初科舉承唐五代餘風,偏重詩賦,到仁宗以後,就更重策論。 宋郊在慶歷四年(1044)上奏:「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政治矣。 」就說明這樣的考試內容可以選拔有政治頭腦的人才。 文人執掌政權是宋代政治的特色,這和當時科舉制度密切相關。 同時科舉考試的偏重策論,更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風。 蘇軾《擬進士廷試策表》說:「昔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右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于世,而詩賦幾至乎熄。 」宋文長於議論,就是詩歌也表現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又同這種考試內容密切相關。 我國在中晚唐時期已開始雕印佛經,唐末五代,民間已有雕板印書的,後唐長興(930—933)年間還刻過九經;但一般學者讀的書都還是手抄本。 到北宋慶歷以後,民間刻書業才更普遍,各種刻本書籍才更大量流行,而活字印刷術也同時發明了。 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這就大大擴大了學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 當時從中央的三館、秘閣,以及州學、縣學、民間書院,都藏有上千上萬卷的書籍。 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都達數萬卷,而且喜歡借給人看。 宋代學者所掌握的歷史文化知識一般比前代學者豐富,私家著述遠遠超過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幾十捲、上百卷的大部頭著作。 這不僅決定於印刷事業的發達,同時是當時封建文化全面高漲的表現。 第226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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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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