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慇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頠賢于仲尼矣。 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 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 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 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 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 但名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 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 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扌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 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廟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西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西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 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 個者，即寢之房也。 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 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 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 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 」 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 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 然營構之范，自當因宜創製耳。 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 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 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 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 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 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 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 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 ” 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 」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 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 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 此之翼室，即路寢矣。 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 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 」 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 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 置五室于斯堂，雖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 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 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矣，為陋過約。 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 雲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 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 南北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 《記》云：“四房兩夾窗。 」 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 繩樞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 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 驗之眾涂，略無算焉。 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 《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 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 」 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 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 第419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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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書 下》
第4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