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 「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 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 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 然」。 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 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頽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 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裡去。 這是運用 「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原載1947年10月1日《中國作家》第1卷第1期) 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着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 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 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 標準,他們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 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 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 因此就引不起什麼 討論。 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 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裡。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 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 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 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 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 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 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 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 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 《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斗的。 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 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 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 性的。 「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 後來所謂「義 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 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 彆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繫着的。 至于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 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 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 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裡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 古代 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 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 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 統下,所以也要「和」。 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 得跟「節」配合著。 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 等的「節」,是從禮樂裡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 的「中道」。 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 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 在野的士人 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 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 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 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 人。 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鈎黨」,「鈎」是「鈎連」的意思。 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 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 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着,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 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 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 就是不合作。 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 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 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 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裡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第113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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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
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