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一種最戲劇性的差別，莫過於日軍被俘後竟與盟軍合作。 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適應這種新環境的準則。 他們喪失了名譽，也就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生命。 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要求回國，不論戰爭結局如何。 有些人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這麼做，那麼我就做一個模範戰俘。 」他們比模範戰俘還要好。 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我們指出彈葯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為我軍寫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同乘轟炸機指點軍事目標。 好像他們在生命中翻開了新的一頁，其內容與舊的一頁完全相反，但他們卻表現出同樣的忠誠。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戰俘都是這樣。 有少數人頑梗不化。 而且，無論如何，必須先提示一些有利條件，才可能有上述行為。 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助，以至有些戰俘營根本未打算利用日軍戰俘可能提供的服務。 但在接受日軍戰俘合作的戰俘營中，原先的懷疑則必須消除而日益代之以對日軍戰俘的信賴。 美國人並沒有預料到戰俘們會做出如此180度的大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 但日本人的行為則好像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很自然地選擇另一條道路。 他們這種行為方式，我們在戰後能否加以考慮利用？或者這只是個別士兵當了俘虜後的特殊行為？恰如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其他行為的特殊性強迫我們思考一樣，它提出了有關整個生活方式（他們被這種生活方式所制約）以及他們各種制度的作用方式、他們所學到的思維和行動習慣等等許多問題。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28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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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與劍》
第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