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對偉大而又神秘的中國仍抱有希望；眾所周知，中國是不信伊斯蘭教的。 卡皮尼和魯伯魯克都沒到過中國，但他們聽說，只需20天便可以從哈拉和林到達中國，而且，這是一個無比富饒的國家。 1264年，當忽必烈遷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時，歐洲人首次進入中國。 最早來中國的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 忽必烈給他們以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 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 實際上他確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 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 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只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只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 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北京。 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1292年到達大都後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鐘樓的教堂，擁有一支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 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後，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 到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 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 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裡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高級教土房間」的修道院。 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彙集中國只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于可汗的支持。 但是，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那樣：「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 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 」因此，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 16世紀，達·伽馬的航行，開闢了一條直接連接歐亞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擴展中的視界 儘管歐洲人未能爭取蒙古人為盟友，未能使他們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對歐亞大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 這種認識與中世紀早期的認識完全不同；當時，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崩潰，隔斷了古典時期歐亞大陸間的聯繫。 教區制度開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條又着重強調了這一制度。 《聖經》成為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於是，耶路撒冷被認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恆河則被認為是發源於同一源頭伊甸園。 七、八世紀，伊斯蘭教的擴張，築起了一道橫穿北非和中東的有害屏障，進一步縮小了歐洲人的視野。 直到12世紀，十字軍帶著種種傳說，從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返回西方時，才使歐洲人重新得到有關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資料。 儘管地中海那時仍是世界的中樞，但他們對東面和南面地區的瞭解卻非常貧乏。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帶來了偉大的突破，它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正如後來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使人們的視野相應地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 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告訴人們，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等於，而且超過了歐洲。 另一方面，東方這時也開始瞭解西方。 馬可·波羅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國，又讓中國和中東瞭解了西方。 眾所周知，在此期間，莫斯科、大不裡士和諾夫哥羅德都有中國僑商局地；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技師受僱從事水利工程建設。 有資料記載，中國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視察。 從歐亞大陸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 此外，生於北京的聶斯脫利斯教徒拉本·巴爾·索瑪，12788年曾旅行到伊兒汗國朝廷巴格達，被蒙古人從那裡派往歐洲，尋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對伊斯蘭教。 他于1287年出發，去過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會見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愛德華一世。 中世紀時期，遊歷範圍最廣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撥圖塔13O4-1378年。 他從自己的家鄉摩洛哥出發，去麥加朝聖然後，繼續旅行，取道撒馬爾罕前往印度，作為法官和使者從印度派往中國。 回到摩洛哥後，他又繼續向北旅行，到達西班牙，隨後南下，進入非洲內地，到達廷巴克圖。 當他最後返回摩洛哥定居時，至少旅行了750O0英里。 第87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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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
第8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