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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同學中留着辮子的還很多，但是他們是「大人」，沒有人敢取笑，而我卻只好吞聲飲淚，獨自受着高大的同學們的欺侮。 不單是剪髮的同學們，扭住我的小辮子，當作把戲，連那些和我一樣留着辮子的同學們，因為自恃拳頭大，也稱我叫「豬尾巴」，這是多麼難受的侮辱啊。 
這一年暑假，我是拖着小辮子回到家裡，但要求父親下學期轉學到別處，為的是不願受「豬尾巴」之辱，不然父親便應該准許我剪髮。 可是這兩個要求，都被父親拒絶了。 暑假過後，我只好依舊拖辮子進紹興府中學堂去。 
可是這時候情形卻不同了。 捉拿革命黨的風聲突然緊急起來，許多人因為剪辮子，都被捉了去正法。 因此本來已剪掉髮辮的同學們，都在瓜皮帽子底下，裝着一根假辮子，回到校裡。 我心裡雖然暗暗得意，覺得剪髮的同學們，實在也不見得比我更英雄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卻更深切地感到「豬尾巴」之辱。 
他們雖然裝了假辮子，比「豬尾巴」到底威風些啊。 
秋季開學以後，不到十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 我的病是傷寒症，熱度很高。 人們僱了划船，把我送回兩百里路外的家鄉。 當我到家的時候，已不省人事，我的父親，祖母。 
一家人都憂急得不堪。 這一病就病了整整四個月，中間有兩個月不吃東西，瘦得只剩了皮包骨頭。 醫生都說希望很少了，後來總算是慢慢救活了。 這以後的生命，好比中了航空頭獎，可以說是意外得來的。 
快到深秋的時光，我的病已過了危險的時期。 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到來了。 武昌起義以後，各省紛紛響應。 不到幾天，革命的聲浪，震破我們這個小縣城裡的寂靜的空氣。 
有人說杭州城已掛着白旗了，有人說革命黨已佔領紹興了。 這些消息馬上就傳到我的病榻旁。 父親來和我說，滿清大概是要推翻了，外間已經有許多人剪掉辮子，天下應該是漢人的天下了。 
在病擔榻中躺了三個月的我，正沒法消除悶氣，聽了這樣的驚人消息，自然喜之不盡。 我正自忖着，我這回雖生了一次大病，但我是得到了「新生」了。 我至少可以剪掉了辮子，不再受「豬尾巴」之辱。 我是多麼快活啊。 
那時我聽到革命軍光復各地的消息，感情的興奮，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 遇到來看我的人，我都和他們談論國事。 甚至一個不懂事的傭婦來我房裡的時候，我也要問她外面變成了什麼景象，街上有沒有掛白旗。 我恨不得立刻跳起來，去看看這大轉變後的新世界，滿足我的興奮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親要報紙看，父親卻不許可。 醫生說我的身體還是十分虛弱，看書看報是應該絶對禁止的。 但是在病床上，整日夜閉目想象外部世界的奇異變象，想象報紙上用大字標題登載着的驚人新聞，我委實是不能忍耐了。 有一天，合家人正在午飯的時候，我的房裡沒有人。 
我從病床上奮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對面我父親的書室裡。 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時報》，就折回到病室裡。 還沒有回到床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 待母親進房來的時候看見我暈倒在地上，手中拿着一份《時報》，全家都着急起來。 
忙扶我到床上，請了醫生來，總算又把我救過來了。 但是以後就絶對不許我看報，而且不讓我一個人在房裡。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只是瘦弱，沒有氣力，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清廷遜位，孫中山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 我的父親本也是「新黨」，到這時他再不猶豫了。 他選定了一個吉日，叫了理髮師來，替合家男子剪髮。 父親是第一個剪去辮子。 
自然這一回父親不再主張「身體膚發，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時我已經能從床上起來，準備在我的父親叔父之後，剪掉我的小辮子。 但是當我起來照了一下鏡子，發見那我認為奇恥大辱的豬尾巴，早已不見了。 原來一場大病，把我的幾根又黃又短的頭髮，脫的乾乾淨淨，我已成了一個禿頭。 因此直到了最後，我還是沒有機會表現我的髮辮的革命。 
我相信我一生沒有比這一件事失望更大的。 
至今回想，我是一個多麼贏弱的孩子啊。 
X市的狗
胡愈之
在我們的讀者中間，大概有好幾位是曾經到過S市，或者是住居在S市的。 列位大概都知道S市是東方最繁盛的都市，是物質文明集合的中心點；那邊的人們，吃的、着的、住的、逛的，比在別處都要好。 可是除了十幾層高的洋樓，十多丈闊的馬路以外，這S市的文化，還有一個特點，卻少有人知道。 這特點是什麼？原來就是狗道主義。 
狗，在S市是特別被尊崇的。 S市的法律對於狗的生命安全，保護得十分周到。 沒有人敢殺害它，虐待它。 狗的一切享受，也與眾不同。 
初次來到S市的鄉下曲辮子，見了那邊的哈叭狗，住的是清潔的洋樓，套的是金銀的項索，吃的是牛肉和乳酪，出來乘着龍飛行的汽車，親着洋太太的香吻，都不免搖搖頭，嘆一 聲「我不如也」。 所謂S市的狗道主義便是如此的。 此外更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S市的狗道主義的發達。 S市的公園，門口都掛着一塊牌子，寫着「狗與□人不准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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