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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爭議的作家。引起爭論、批評和責難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揚的思想。他發表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引起過爭論，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受到的批評和責難之多，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是罕見的。他原來信奉空想社會主義，反對農奴制，反對沙皇統治，服苦役和充軍歸來以後，放棄了原有的信仰，轉而反對暴力，反對革命。他認為解決俄國社會的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採取鬥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採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這樣一來，他就公開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對立面，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動作家」、「反革命作家」。雖然如此，他創作中的真實性、藝術性，還是沒有人加以否認的。一百多年來，進步文藝界對他的評價，大體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藝術性，徹底否認他的思想傾向。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某些理論家對他的作品的批判，還是相當嚴厲的，認為《罪與罰》雖是一部「最富於歷史涵義的社會心理小說」，給作者帶來過空前的榮譽，但它卻是「充滿了反動思想」、「實際上是公然反對革命民主主義的」；他的另一部長篇《被欺凌與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對革命鬥爭、維護順從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記》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為基礎，展示各類苦役犯可怕的處境和精神狀態的真實作品，屠格涅夫視之為但丁《神曲》中的《地獄》篇，赫爾岑則說它是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列寧也說它是一部「不可踰越的作品」。但儘管如此，這部作品還是「反動傾向極其明顯」。至於他的長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動了，因為它是直接攻擊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極其惡毒」。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將《群魔》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高爾基堅決反對，說這部作品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毒攻擊的無數次嘗試中，最富於天才，也最為惡毒的一次。」
不過，批判歸批判，他的作品還是廣泛流傳，即便在前蘇聯，也沒有完全遭到禁止。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如《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地下室手記》、《白痴》、《罪與罰》、《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几乎全部被譯成了世界各種主要語言，受到世界各國廣大讀者的歡迎，其中有的被稱為俄國文學的瑰寶，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尊為世界性的長篇大師。
在我國，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譯了過來。一九二六年魯迅曾為他的《窮人》譯本寫過序言，此後還就他的創作思想和寫作技巧等等方面，發表過肯定的意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從英文轉譯過來的譯本。新中國成立後，陸續出版了一些直接從俄文譯出的新譯本。文革時期，他的作品與所有外國作家的作品一樣，遭到禁止。但改革開放以來，他的作品的新譯本源源不斷地推出，有的已經有了好幾個譯本。這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國廣大讀者中還是很受歡迎的。應該說，他是我國讀者最喜愛的外國作家之一。
前面已經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長篇大師，代表他的藝術成就的，當然主要是他的長篇。他的長篇不僅數量多（約十部）、篇幅大（《卡拉馬佐夫兄弟》七十餘萬字），而且藝術成就高，影響深遠。但限于篇幅，我們就不加討論了。下面我們想簡單地談談他的短篇，主要是個人的一點粗淺的認識，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的短篇（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雖然數量不多，但相當有特色，而且不乏堪稱精品的上乘之作。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基本上可以窺見到作者的創作思想傾向和他的藝術風格。
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窮，對窮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寫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窮人》。在我們譯出的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無一例外的，都是窮人，都是受盡欺凌與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寫的兒童，也是一些完全喪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難者，這裡有慘死的小職員普羅哈爾欽先生（《普羅哈爾欽先生》）、發瘋的文書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餓死的小偷葉麥里亞（《誠實的小偷》）、凍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聖誕樹旁的小男孩》）、「為了餬口而不得不讓人取笑逗樂的小丑」波爾袒科夫（《波爾袒科夫》）、一貧如洗的幻想家（《白夜》的男主人公）……
寫小人物，在俄國文學史上，並不是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驛站長》、果戈理的《外套》，都是這方面的開創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深化和擴大了這一主題。他把一個不曾受到人們注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紀俄國大城市裡的貧民窟，引進了文學。他是第一個展示這個奇怪角落的作家。這是一個陰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個太陽，似乎不肯光顧這些地方，而照耀這些地方的，好像是專門為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個太陽」（《白夜》）。而在這些陽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裡，生活着一群群的流浪漢、乞丐、小偷、妓女……這是一群被社會拋進底層的人們，他們受盡苦難，折磨，徬徨苦悶、得不到人間的溫暖，只能靠幻想過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他們，理解他們的苦難處境，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把他們的問題作為尖鋭的社會問題提了出來，引起人們的注意。他不是貴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餘人」的創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會黑暗、愚昧、無權、壓迫、剝削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