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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充滿歡樂的溫馨的房間,儘管華麗裡透出些衰頽,他倆依然鍾愛無比!每次來總看到傢具依然如故,有時還會在檯鐘的底座上找到幾枚髮夾,那是上星期四她忘在這兒的。壁爐邊上,有張鑲嵌螺鈿的黃檀木小圓桌,他倆就在這圓桌上用餐。愛瑪把肉切開,連同溫柔甜蜜的千言萬語,一塊兒遞給他;香檳泡沫從精緻的酒杯溢出,流到她的戒指上,她忘情地縱聲大笑。他倆已完完全全被對方所佔有,根本無法自拔,因此都以為這兒就是他倆的家,他們要在這兒一起生活,直到地老天荒,就像一對年輕的終身夫妻那樣。他們說我們的房間,我們的地毯,我們的椅子,她甚至管萊昂送她的拖鞋叫我的拖鞋,那是當初看她喜歡,萊昂特地買給她的禮物。這雙粉紅緞面的拖鞋,用天鵝絨毛滾着邊。她坐在他的膝上,腳夠不着地,只能懸在半空;這時那雙小巧玲瓏、鞋跟不包革的拖鞋,就單靠光腳的腳趾點着。
與其說作者「淫蕩」,不如說是檢察官大人神經過敏。
幸虧福樓拜請出一位地位顯赫、能言善辯的大律師,法庭最後判福樓拜無罪。
這場官司的結果,是《包法利夫人》成為暢銷書。這以後,由於這篇小說多層次的、豐富的內涵,更由於持不同美學觀點的小說家和批評家們各取所需,它得到不同的評價。我們只能掛一漏萬,舉其大端。
儘管福樓拜本人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等等頗有微詞,左拉對《包法利夫人》推崇備至:「以《包法利夫人》為典型的自然主義小說的首要特徵,是準確複製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結構僅在於選擇場景以及某種和諧的展開程序......最終是小說家殺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進程。」
早在上一個世紀,已有論者強調這部小說的心理學和哲學層面。儒勒.德.戈吉耶發明了「包法利主義」這個名詞,把它定義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應該說,「包法利主義」的存在先於包法利夫人,而且是超國界的。中國文學史上有無數「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或「始亂終棄」的「紅顏薄命」的故事。它也延伸到當今世界,青年男女對明星、對「大眾情人」的崇拜,其實也是「包法利主義」的一種變體。)
本世紀初,從英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開始,批評界致力於凸現福樓拜作品的藝術層面。詹姆斯寫道:「福樓拜只在表現手法中看到藝術品的存在,他向我們提出挑戰,看誰能確定另一個評定作品生命力的標準而不論為笑柄。」
福樓拜研究本世紀蔚為顯學。六十年代興起的法國「新小說」作家和理論家們視福樓拜為先驅。讓.羅賽主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敘述技巧和敘述觀點,他說這部「什麼也不涉及的書」是現代反小說的祖先。這話也不是毫無根據。福樓拜本人在一封信裡說過:「我以為美的,是一本什麼也不涉及的書,一本沒有外部聯繫的書,它以自身風格的內在力量支撐自己,如同地球無所評籍,懸在空中,一本几乎沒有主題的書,或者,至少,主題几乎是看不見的,如果這是可能的。」在另一封信裡他說:「因此既沒有美麗的題材,也沒有卑賤的題材,而且,從純藝術的觀點來看,我們几乎可以把不存在任何題材奉為格言,因為風格本身就是觀察事物的絶對方式。」小說中對物體的刻畫越是精細,這個物體就越是孤立於它從屬的那個整體,除了它作為物體存在在那裡,失去其他任何意義,如小說中夏爾的那頂帽子。
薩特研究福樓拜,寫了一部兩千頁的大書《家庭的白痴》。他認為「被動性」在福樓拜身上非常重要。他愛用被動態造句,也是被動性的體現。他的父親,魯昂的名醫,在家庭裡濫用權力;母親對他沒有感情;繼承父業,也成為名醫的兄長引起他的嫉妒心。凡此種種,造成他的孤僻傾向,使他成為一個曾經是不幸的,後來又把神經官能症作為擺脫不幸的辦法的人。藝術或文學不一定是神經官能症患者的事情,但是為藝術而藝術,如福樓拜,要求一種神經官能症。
最後要提到著名的秘魯作家略薩,他寫了一部研究福樓拜的專著《無休止的縱慾》,標題來自福樓拜的一句話:「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學,如同無休止的縱慾。」(
1858年
9月
4日致勒羅瓦耶.德.尚特比小姐的信)他推崇《包法利夫人》為第一部現代小說,讚揚福樓拜對形式完美的追求,認為在後者身上,「形式從來未與生活分離: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維護者」。
如果說《包法利夫人》的文本為批評家的詮釋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對於翻譯家,文本在形式上的完美卻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和挑戰。譯者不僅要準確傳達詞義,如果他盡心盡職,還要儘可能顧及原文的音樂性。李健吾先生以作家的才情譯書,他的譯本行文瀟灑,有的翻譯評論家譽之為「定本」。他的文章確實漂亮,試引一段(第三部第五章,愛瑪坐馬車從永鎮到魯昂,城市在她的眼下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