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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暴動，都使店舖關門，證券跌價，金融萎縮，市面蕭條的泰利士、恩培多克勒；文藝復興時期的特勒肖（Bernardino，事業停頓，破產紛至沓來，現金短缺，私人財產失去保障，公眾的信用動搖，企業紊亂，資金回籠，勞力貶值，處處人心浮動，波及一切城市。因而險象環生。人們計算過，暴動的第一天使法國損耗了兩千萬，第二天四千萬，第三天六千萬。三天暴動就花了一億二千萬，這就是說，僅從財政的角度着眼，那等於遭受一場水旱災害，或是打了一次敗仗，一個有六十艘戰艦的艦隊被殲滅。
"當然，在歷史上，暴動有它的美，用鋪路石作武器的戰爭和以樹枝木梃為武器的戰爭，兩相比較，前者的宏偉悲壯並不亞於後者；一方面有森林的靈魂，另一方面有城市的肝膽；一方面有讓·朱安，另一方面有貞德。暴動把巴黎性格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照得鮮紅而又壯麗：慷慨，忠誠，樂觀，豪放，智勇兼備的大學生，絶不動搖的國民自衛軍，店員的野營，流浪兒的堡壘，來往行人對死亡的蔑視。學校和兵團對峙。總之，戰士與戰士之間只有年齡的差別，種族相同，同是一些百折不回的人，有的二十歲為理想而死，有的四十歲為家庭而亡。軍隊在內戰中心情總是沉重的，它以審慎回擊果敢。暴動表現了人民的無畏精神，同時也鍛鍊了資產階級的勇氣。
「這很好。但是為了這一切，就值得流血嗎？並且除了流血以外，你還得想想那暗淡下去的前途，被攪亂了的進步，最善良的人的不安，失望中的誠實自由派，因見到革命自己傷害自己而感到幸運的外國專制主義，一八三○年被擊潰的人現在又趾高氣揚起來了，他們還這樣說：‘我們早說過了的！’再加上：‘巴黎壯大了，也許，但是法國肯定縮小了。’還得再加上：‘大規模的屠殺（我們應把話說透）固然是勝利地鎮壓了瘋狂的自由，維持了治安，但是這種血腥的治安並不光榮。’總之，暴動是件禍國殃民的事。」
那伙近似高明的人資產階級這樣談着，那伙近似的人，就很自然地感到滿足了。
至於我們，我們摒棄那過于含糊，因而也過于方便的「暴動」一詞。我們要區別對待一個民眾運動和另一個民眾運動。我們不過問一次暴動是否和一次戰爭花費同樣多的錢。首先，為什麼會有戰爭？這裡，提出了一個戰爭問題。難道戰爭的禍害不大於暴動的災難嗎？其次，一切暴動全是災難嗎？假使七月十四日得花一億二千萬，那又怎樣呢？把菲力浦五世安置在西班牙①，法國就花了二十億。即使得花同樣的代價，我們也寧願花在七月十四日。並且，我們不愛用這些數字，數字好象很能說明問題，其實這只是些空話。既然要談一次暴動，我們得就它本身加以剖析。在上面提到的那種教條主義的反對言論裡，談到的只是效果，而我們要找的是起因。
讓我們來談個清楚。
①菲力浦五世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孫子。十八世紀初，西班牙國王去世，路易十四乘機把菲力浦五世送去當西班牙國王，因而與英、奧、荷蘭聯軍作戰多年。
二問題的本質
有暴動也有起義，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憤怒，一種是錯誤，而另一種是權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體中，一小部分人有時會篡取政權，於是全體人民站起來，為了恢復自身的權利，可以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體的主權問題上，全體反對部分的戰爭是起義，部分反對全體的進攻是暴動；要看杜伊勒裡宮接納的是什麼人，如果它接納的是國王，對它進攻便是正義的，如果它接納的是國民公會，對它進攻便是非正義的。同一架瞄準民眾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錯的，在葡月十四日②卻是對的。外表相似，本質不同，瑞士僱傭軍保護的是錯誤的，波拿巴保護的是正確的。
①這裡葡月十四日應為葡月十三日（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這天，保王黨人在巴黎暴動，向國民公會所在地杜伊勒裡宮武裝進攻。拿破崙指揮軍隊擊潰了保王黨人。
普選在自由和自主的情況下所作的一切，不能由街道來改變。在純屬文明的事物中也是這樣，群眾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塗。同一種狂怒，用以反對泰雷①是合法的，用以反對杜爾哥卻是謬誤的。破壞機器，搶劫倉庫，掘起鐵軌，拆毀船塢，聚眾橫行，不按照法律規定對待進步人士，學生殺害拉米斯②，用石頭把盧梭趕出瑞士③，這些都是暴動。以色列反對摩西，雅典反對伏西翁，羅馬反對西庇阿④，是暴動，巴黎反對巴士底，是起義。士兵反對亞歷山大，海員反對哥倫布，是同樣的反抗，狂妄的反抗。
①泰雷（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財政總監，操縱全國糧食買賣，增加鹽稅，為人貪狠。
②拉米斯（Ramus），十六世紀法國學者，唯理論的倡導者，參加宗教改革運動，在巴托羅繆節大屠殺中被天主教徒殺害。
③一七六五年，盧梭在瑞士居住時，曾有一群反動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擲石塊。
④西庇阿（Scipion．又譯齊比奧），羅馬統帥，執政官，後為西班牙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