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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詩經》的編集，漢代學者有采詩的說法。班固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漢書·食貨志》又何休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這些說法的具體情形曾有人懷疑過，但我們認為這並非完全出於後人臆度。《詩經》三百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形式基本上是整齊的四言詩；而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廣，以十五「國風」而言，就佔有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不經過有意識、有目的的採集和整理，像《詩經》這樣體系完整、內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恐怕是不可能的。《詩經》這部書，我們認為當是周王朝經過諸侯各國的協助，進行採集，然後命樂師整理、編纂而成的。但這只是「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歌如此，如《國語》所謂「瞽獻曲」之類。至于雅詩和頌詩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獻的詩(《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矇誦。」襄公十四年《左傳》師曠語略同。)統治階級採集詩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娛樂外，主要是為了瞭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漢代的學者也還有人認為《詩經》三百篇是經過孔子刪訂而成的，例如司馬遷就曾說過：「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史記·孔子世家》)絃歌詩章可能是事實，刪詩的話是不可信的。《詩經》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不會在孔子出生以後。孔子不止一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看到的是和現存《詩經》篇目大體相同的本子。而更重要的反證是公元前五四四年，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觀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其時孔子剛剛八歲，顯然是不可能刪訂《詩經》的。《詩經》在先秦典籍中只稱為「詩」，漢代學者奉為經典，這才稱作《詩經》。
《詩經》各篇都是可以合樂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篇》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司馬遷也說，孔子曾絃歌三百五篇。風、雅、頌的劃分也是由於音樂的不同。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謡，成公九年(左傳)範文子說：「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正好說明了風的含義。它們產生的地區，除「周南」、「召南」在江漢汝水一帶外，其餘十三「國風」都在黃河流域。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當時人們把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看成正聲。頌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種宗廟祭祀用的舞曲。自春秋以來，戰亂頻仍，作為樂章的《詩經》頗為淆亂，公元前四八四年，孔子周游列國後，回到了魯國，開始他的著述工作，同時也整理過《詩經》的樂章，使「雅、頌各得其所」。他還利用詩來教育門弟子，並且強調詩的實際用途，這對《詩經》的保存和流傳是有作用的。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漢代人才把他附會成為《詩經》的最後刪訂者。
《詩經》雖遭秦火焚燬，但由於學者的諷誦，至漢復得流傳。當時傳授《詩經》的有四家：齊之轅固、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萇。或取國名，或取姓氏，而簡稱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武帝時已立學官，毛詩晚出，未得立。毛氏說詩，事實多聯繫《左傳》，訓詁多同於《爾雅》，稱為古文，其餘三家則稱今文。自東漢末年，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學習毛詩的人逐漸增多，其後三家詩亡，獨毛詩得大行于世。
第二節 雅頌
雅詩和頌詩都是統治階級在特定場合所用的樂歌。由於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今天看來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