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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為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為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為教，而不知聖賢之道。懾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于今而賤極矣，即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慾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于天下，在一國則尊于一國，在一鄉則尊于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仆仆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官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為古冠服，如深衣幅中及忠靖中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為等。庶師道日振，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爵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于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裡選之意，」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誌》曰：「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為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為之，間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鬥之吏視之，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大卑，而其祿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
○武學《山堂考索》言：“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勛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大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把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皆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大公但以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勛戚子孫襲爵者習禮<矢聿>業于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闢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鬥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日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而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于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
因勛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為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于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為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幾，北坐南面；直講抗犢，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複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