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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宋時歲賦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谷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谷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于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于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于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征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仿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征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于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于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是諸稅悉收、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于銀乎？右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錢。錢自下而上，則監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谷而征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吳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