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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征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忄林，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裡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其徵收這數，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裡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賫，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賫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有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于上，民力殫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葉者矣。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這鬥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于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朔這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
○五銖錢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余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于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錯，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于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台，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厘，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
○開元錢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隷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並、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元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型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只為奸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于鵝眼、糹延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為歷代通行之貨。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