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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敘事和議論結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但敘述到最後，往往發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後，作者彷彿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新豐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較鮮明的感情色彩。但是，也有一些詩，結尾近於純粹說理，給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賣炭翁》等個別篇章，不着
一句議論，可以看作例外。
(五)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採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把詩寫得「易諭」並非易事，所以劉熙載說：「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藝概》二)袁枚也說白詩「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載，此妙誰探‧」(《續詩品》)白詩流傳之廣和這點有很大關係。白居易還廣泛地運用了比興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閉喻被讒遭黜」的《陵園妾》，「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的《太行路》，更具有雙重的諷刺意義。
諷諭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內容服務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于蒼白的說教。宋張舜民說「樂天新樂府几乎罵」(《滹南詩話》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技巧問題了。
諷諭詩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一方面由於作者世界觀的侷限，另一方面也由於唐明皇這個歷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製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詩的後半，作者用充滿着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輓回的終身恨事。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關係。《長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後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別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虛構中仍有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語言和聲調的優美，抒情寫景和敘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於現實意義。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妓女共同的悲慘命運。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繫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至于敘述的層次分明，前後映帶，描寫的細緻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態，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絶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閒適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對自己的閒適感到內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濬江湖，使「龍宮變閭裡，水府生禾麥」。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但歷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一是他十六歲時所作並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