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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禦試答策，多系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禦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系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禦試，將詩賦舉人複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于消耗，學術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于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裡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浩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間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賞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並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幀七年之顏茂猷者，亦何稗于經術，何施于國用哉。《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于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中靴，禮遇甚厚。」是則聖祖所望于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於斯，可嘆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托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于一經，略于考古。主司閲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于捷得，不過于《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蹟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于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ウ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