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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補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軟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鈎為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弊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于慎行《筆麝》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為一吏足矣。奈何衡鑒之地，自處于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簽，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士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佈公，則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外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谷貴，始分人于洛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強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李峴傳》曰：「代宗即位，征峴為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為吏中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于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谷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並其所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為敝法而改弦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為注闕，雖多有為人擇地，亦尚能為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敏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為嘗試。昔唐皎為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雲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隴右。史書以為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為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群臣者至矣。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簽傳》，其文仿《毛潁傳》為之。謂簽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議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選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