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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辨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持行。榷鹽許用銀絹，余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為稱職，否則為不稱職，仍于州府司縣官給由內，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十月，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弊不偽，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昏鈔者受而不支，于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
十一月，上諭戶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 ，少有壅滯，即當以聞，勿謂已行而憚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多在公廨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于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錢為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為差，易鈔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庫于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
是月，敕捕獲偽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為賞。
時覆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余並收見錢。
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為升降。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
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
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于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于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三年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衄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為喜，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
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于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鐵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為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鐵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臓皆以銀價為準。
六月，敕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眾，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覆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臓之類可用時估，余宜從便。」制可。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于京師，谷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谷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谷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谷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為定製，務從其便。」
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余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偽造寶券官賞。
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已而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為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通流，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征之。雖為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賫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踴，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征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