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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罰 - 3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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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羅斯著名評論家,哲學家,革命民主主義者。 拉斯科利尼科夫殺了人,然而他並沒有「跨越」過去,而是仍然留在了這一邊。事實證明,他不是「拿破崙」,他不屬於那些壓迫者和統治者,他不是「超人」。他殺死的不是那個老太婆,而是他自己。他感到可怕的孤獨,感到自己已經完全脫離了這個社會,不僅不能再對自己的親人說出心裡的話,而且永遠再也不能對任何人說什麼了。「他好像是用剪刀把他與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剪斷了。」然而他無法完全脫離人群。

「啊,如果我孑然一身,誰也不愛我,我永遠也不愛任何人,那該多好!那麼就不會有這一切了!」(也就是說,那樣的話,他就會「跨越」過去了!)然而有人愛他,他也愛別人。完全脫離人群,離開愛他的人,放棄愛的權利,這是他無法忍受的,所以他也無法「跨越」過去。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需要回到人們中間來,所以他不可能完全喪失人性。

然而斯維德里蓋洛夫和盧任都「跨越」過去了。當然,他們都沒有拿着斧頭去殺人,沒有觸犯那個社會的刑律。但是依仗自己的財勢,他們的確都在「為所欲為」。斯維德里蓋洛夫對一切都毫不在乎,他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滿足自己的淫慾。他對拉斯科利尼科夫說:「我明白,您心裡在考慮什麼問題:道德問題,是嗎?....您把這些都丟到一邊去;現在還考慮這些幹什麼?嘿!嘿!因為您畢竟還是一個公民和人嗎?既然如此,那就不該亂闖;別去幹不該由您來干的事。」斯維德里蓋洛夫自己早「把這些都丟到一邊去」了,所以他能夠幹他所幹的那些壞事。這樣的人比火災、瘟疫、饑饉還可怕。盧任公開宣揚「首先要愛自己」的 「科學」理論,因為據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一針見血地指出:「把您剛纔鼓吹的那一套引伸開去,結論就是:殺人是可以的....」盧任當然對此提出強烈的抗議,因為他完全用不着拿着斧頭去殺人,完全用不着讓血污染他潔白的手,然而他可以用金錢來買一個美貌的妻子,可以不受懲罰地誣陷索尼婭,漠然地「跨越」 過道德的法律,人性的法律,心安理得地經受住拉斯科利尼科夫無法忍受的一切,一句話,他可以,而且有權合法地殺人。

對小說該怎樣結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久拿不定主意。從他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他曾設想幾種不同的結局:讓拉斯科利尼科夫逃跑,經過芬蘭,到美國去;自殺;悔過。但悔過是與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性格、與這一藝術形象的邏輯發展相矛盾的。最後,拉斯科利尼科夫去自首了,可是並不認為自己有罪;他認為,他的罪只在於沒能堅持住,沒能「跨越」過去。

對於拉斯科利尼科夫,索尼婭是絶望的黑暗中的一綫光明。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婭這兩個形象是理性與心靈、理智與感情的對照。索尼婭心裡充滿了對人的愛。她是人類苦難的象徵,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苦難和愛是合二為一的。人類的理性微弱而不可靠,而人類的苦難卻無邊無際;整個生活安排得如此不合理,如此駭人聽聞,如此殘酷,因此理性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不合理。剩下的就只有大家都感覺到的苦難的愛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問索尼婭:「如果突然這一切現在都讓您來決定:....是讓盧任活着幹壞事呢,還是讓卡捷琳娜 • 伊萬諾芙娜去死?那麼您會怎樣決定呢?」索尼婭回答:「這怎麼會由我來決定呢?」不,索尼婭無論如何也不能作出這樣的決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跨越過另一個人的屍體。她所能決定的只有一點:讓別人從自己身上跨越過去,把自己獻給別人。而為別人獻身,在當時的世界上,其實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在小說中,索尼婭這個形象當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也是蒼白的。

於是作者又寫了《白痴》,希望用梅什金公爵這一藝術形象來進一步宣揚自己的這一理想。

最後,想稍稍談一談拉祖米欣。按照作者的意思,拉祖米欣應該是書中的正面人物,本來應該在小說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他具有鄉土主義的觀點,反對西方革命思想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是西方的玩意兒,與俄羅斯格格不入。他反對「環境決定論」,反對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唯物主義者的觀點。在一系列問題上,他可以說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對他特別珍愛,然而就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這個人物而言,卻很難說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本想賦予他的使命。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文藝書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捲集)第五卷譯出,並參照《俄語》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罪與罰》。對此書的時代背景以及書中一些難以理解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註釋。

【第一章】

【一】



七月初,天氣特別熱的時候①,傍晚時分,有個年輕人走出他在C衚衕向二房東租來的那間斗室,來到街上,然後慢騰騰地,彷彿猶豫不決地往K橋那邊走去。

他順利地避開了在樓梯上與自己的女房東相遇。他那間斗室是一幢高高的五層樓房②的頂間,就在房頂底下,與其說像間住房,倒不如說更像個大櫥。他向女房東租了這間供給伙食、而且有女仆侍候的斗室,女房東就住在他樓下一套單獨的住房裡,他每次外出,都一定得打女房東的廚房門前經過,而廚房門几乎總是衝著樓梯大敞着。每次這個年輕人從一旁走過的時候,都有一種病態的膽怯的感覺,他為此感到羞愧,於是皺起眉頭。他欠了女房東一身債,怕和她見面。

①據作者說,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一八六五年,小說中沒有明確說明年份,但有些地方曾有所暗示,這句話就是其中之一――一八六五年夏天天氣特別熱。

②一八六六年作者寫這部小說的時候,自己就住在小市民街、木匠衚衕一幢類似的房子裡。 倒不是說他是那麼膽小和怯懦,甚至完全相反;但從某個時期以來,他一直處于一種很容易激動和緊張的狀態。患了多疑症。他是那樣經常陷入沉思,離群索居,甚至害怕見到任何人,而不單單是怕與女房東見面。他讓貧窮給壓垮了;但最近一個時期就連窘迫的處境也已不再使他感到苦惱。絶對必須的事情他已經不再去做,也不想做。其實,什麼女房東他都不怕,不管她打算怎樣跟他過不去。然而站在樓梯上,聽這些與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鷄毛蒜皮之類瑣事的種種廢話,聽所有這些糾纏不休的討債,威脅,抱怨,自己卻要儘力設法擺脫,道歉,撒謊,――不,最好還是想個辦法像貓兒樣從樓梯上悄悄地過去,偷偷溜掉,讓誰也別看見他。

可是這一次,到了街上以後,那種怕遇到女債主的恐懼心理,就連他自己也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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