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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招安」在前七十回故事情節裡早已埋下了伏綫。伴隨梁山革命事業的發展,一大批統治階級中的人物迫于這樣那樣的原因相繼投入了起義隊伍。他們的加入,雖然對壯大義軍的力量、發展革命勢力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卻使革命隊伍的社會、思想成分變得十分複雜了。這是因為這夥人裡的大部分,他們上山的目的只是「暫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後招安」。他們這種意圖和義軍領袖宋江的「忠君報國」和「盼望早日招安」的願望完全合拍。這就很自然的在義軍內部出現了一條以宋江為代表的妥協、投降的路線。這條路線愈到後來勢力愈大,佔據了統治地位。雖有少數出身下層的起義英雄如李逵、魯智深、武松等人對它進行抵制,但終因力量單薄而未能扭轉局面,致使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慘結局。
據歷史記載:宋江的為人是“勇悍狂俠,這和《水滸傳》中宋江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小說中的宋江,顯然是作者按照自己想象中的義軍領袖來塑造的,使之成為引導義軍走向妥協投降的關鍵人物。
《水滸傳》裡的宋江作為義軍領袖,有他的特點和長處:他反對強暴,反對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疾苦。由於他好「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因而被稱為「及時雨」。生辰綱事發,他「擔著血海也似的干係」營救過晁蓋;為維持和梁山的關係而殺了閻婆惜。他為人又精明練達,懂得鬥爭策略,並有相當廣泛的社會關係,上至官僚地主,下至江湖好漢,多和他有深厚的情誼。他能把大部分梁山好漢緊密地團結在他的周圍並不是偶然的。
但是上述這些特點,對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來說還不是最關重要的,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革命鬥爭時是否具備堅定的階級立場。恰恰在這重要問題上宋江存在着嚴重問題。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筆小吏」,他有濃厚的正統觀念和忠君思想,一開始加入革命隊伍就存在嚴重的動搖性、妥協性。在他看來,政治的黑暗是奸臣矇蔽聖君的緣故。所以他一面援救晁蓋等人;一面卻又認為他們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是「滅九族的勾當」,「于法度上卻饒不得」。他上樑山十分勉強,經歷了極為曲折的過程。大閙清風寨後,
他率領一幫好漢去奔梁山,一封父親病故的假書信,就使他拋下大批人馬「飛也似」地回去奔喪,並服脬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斷配。在刺配江州的道上,又從忠孝觀念出發,拒絶了晁蓋的援救。直到他潯陽樓題了反詩,事發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上山後他還是「權借水泊暫時避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嚮往着日後「封妻蔭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起義事業說成是「造惡甚多」、「誤犯大罪」、「逆天大罪」等等。從宋江的這種思想行動中,使我們早已預感以義軍的歷史悲劇。
《水滸傳》的作者對宋江追求招安的結局態度上是有矛盾的。從道理上說,他對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頌揚的,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因此一再稱讚宋江這樣做是「有仁有義」、「忠義報國」等等。但從具體描寫看,作品對「被招安」的結局似乎又有所批判。這不僅表現在作者反覆描寫了李逵、魯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鬥爭;而且也寫出了義軍在受招安後所遇到的種種悲慘遭遇,使小說在七十回後充滿了悲劇的氣氛。它在客觀上告訴人們接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招安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和義軍領袖宋江的思想立場以及小說作者的世界觀有直接關係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揚的「忠」、「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