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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實和個人聞見，既使詩人深感有「為民請命」的必要，而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覺得有此可能，於是「兼濟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導地位：「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新制布裘》)為了實現這種宏願，他非常積極、勇敢，也不怕犧牲自己：「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鈎!」(《折劍頭》)「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這不僅是他的政治態度，也是他的創作態度。當校書郎秩滿時，他「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針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見。他指出人民的貧困是由於「官吏之縱慾」、「君上之不能節儉」、「財產不均，貧富相併」。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慾為欲」。為了瞭解人民的「心」，他建議統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遺期間，他一方面利用諫官的職位，「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詩歌的特點來配合鬥爭，凡「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諷諭詩便是這時寫出的。這些詩象連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現實，几乎刺痛了所有權豪們的心，使得他們「變色」、「扼腕」、「切齒」。然而詩人卻是「不懼權豪怒」!
元和十年(
815)，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是書籍以來未有的「國辱」，首先上書請捕賊，權貴們怒其越職奏事(白居易時為贊善大夫)，造謡中傷，遂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得罪的原因還是在於那些諷諭詩，所以他自己說：「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
(二)後期——即自貶江州到死。這是他「獨善其身」的時期。江州之貶是對詩人一個沉重的打擊，「換盡舊心腸」，詩人雖未免言之過分，但比之前期確有了顯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馬期間，他還有某些激情，寫出《琵琶行》和《與元九書》，唱出「不分氣從歌裡發，無明心向酒邊生」這樣的詩句。但已轉向消極。隨着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在前期還只是偶一浮現的佛、道思想，這時也就逐漸滋長。他糅合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來作為「明哲保身」的法寶。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他緘默了，不敢再過問政治了：「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他認為「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為了避免牛李黨爭之禍，他為自己安排下一條「中隱」的道路。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隱。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蘇州刺史之後，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度過最後的十八年「似出復似處」的生活。所以劉禹錫稱道他說：「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其實是可悲的。在這種消極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也喪失了它的戰鬥性和光芒。大量的「閒適詩」、「感傷詩」代替了前期的「諷諭詩」。
但也應指出：白居易的消極畢竟不同於王維的「萬事不關心」。他的兼濟之志並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觸怒權貴們的情況下還是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時的築堤浚井。人民對他也很有好感：「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劉禹錫《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陽也時常想到人民：「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饑凍聲。」(《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只是老百姓「饑凍」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會昌六年八月，詩人病死在洛陽，葬洛陽龍門山。
第二節 白居易的詩論與新樂府運動
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還有其獨特貢獻，這就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新樂府運動的形成和開展，白居易先進的詩論起着直接的指導作用。他的《與元九書》，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統、最有力的宣傳現實主義、批判形式主義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