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頁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赴奉先詠懷》)——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一個特徵。杜甫始終關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總希望能看到人民過點好日子，所以他說「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別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詩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別」中，他反映出廣大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這裡，有已過兵役年齡的老漢，也有不及兵役年齡的中男，甚至連根本沒有服兵役義務的老婦也被捉去。《羌村》第三首也說到「兒童盡東征」。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更指出了勞動人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養活了達官貴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並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根本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的撲棗，更說出了窮人心坎裡的話：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歸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他不僅體貼農民的「困窮」，而且還以熱情酣暢的詩笑，描繪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如《遭田父泥飲》：
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慄，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鬥。
「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如此平等親切，是極為少見而可貴的，也是富有進步意義的。白居易《觀稼》詩：「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便是受到杜甫的教益。總之，作為一個詩人，只有在杜甫筆下才能看到如此眾多的人民形象。
杜甫在多年饑寒的體驗中，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有時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想到的卻是：「生常免租稅，名不隷征伐……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願：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寧願「凍死」來換取天下窮苦人民的溫暖。白居易《新制布裘》詩：「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黃徹《鞏溪詩話》說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的「寧苦身以利人」，這評比也是公允的。
當然，杜甫對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他是一個封建士大夫，只能在維護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尋求減緩人民災難的辦法，反對人民的「造反」。儘管他寫過「資賊本王臣」，承認了「官逼民反」；當元結在詩中痛恨官不如賊的時候，他也給以熱烈的支持；但是當袁晁在浙東起義時，他卻寫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的詩句，這就很清楚地表現了他的階級侷限。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人民性的第二個特徵。
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他的詩歌滲透着愛國的血誠。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當國家危難時，他對著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一旦大亂初定，消息忽傳，他又會狂喜得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真是「潑血如水」。由於熱情洋溢，一派滾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為戒律森嚴的律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