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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 144 /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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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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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是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次動亂雖然最後被平定,國家元氣已經大傷。原來存在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隨着歷史的發展日趨尖鋭。首先,王朝統治的力量衰微了,無力改變藩鎮割據的局面。這些藩鎮擁有土地、人民、甲兵、財富,「喜則連衡以叛上,怒則以力相併」。王朝權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縮小,百姓們飽受他們的屠殺掠奪。在王朝內,宦官也掌握了軍政大權,任意廢立皇帝,政治極度腐朽混亂。在官僚中,舊門閥世族的代表和新科舉出身的代表又分成兩派,勢同水火,這就是所謂「牛李黨爭」。這一斗爭一直延續到晚唐,對許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響。宦官和官僚之間,有時互相勾結,有時又彼此對立,使中唐以後中央政權長期處在動盪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國的邊患,也日益嚴重,使唐王朝疲于應付。

為安史之亂所破壞的社會經濟,雖然到貞元、元和時代逐漸恢復,但整個北方已今非昔比,經濟重心逐漸轉向南方。德宗時權德輿說:「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新唐書·權德輿傳》)南方的揚州、蘇州、杭州、廣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華,歌樓妓館,更加發達。但是這種畸形的繁榮,更助長官僚、地主的享樂慾望。安史亂後,由於土地兼併的加劇,地主的莊園經濟日益發展。以前的許多均田戶,逐漸淪為莊園地主的佃戶,有很多農民則流亡道路,衣食無着。王朝的稅收辦法,也不能不適應土地兼併迅速、無數田園易主的形勢,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調為兩稅法。這個新的稅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的負擔,一度保證了國家財政的收入。加以航運的恢復,江淮物資能夠順利北運。憲宗時,國家實力有所增強,曾經先後平定了劍南、淮西兩個藩鎮,其餘藩鎮也開始表面上歸附中央。這就是史家所謂的「中興」,對中唐文學的繁榮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這個局面沒有維持很久,隨着政治的日益腐敗,兩稅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負擔又越來越加重了。到穆宗時,人民的賦稅負擔比德宗時增加了三倍。其他雜稅徭役,更有增無已。皇帝公開獎勵各地官僚進奉「羨餘」,立「月進」、「日進」等名目。各地藩鎮官僚更借進奉為名,殘酷搜刮,「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人民起義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終於在僖宗乾符元年在山東爆發了王仙芝、黃巢的大起義。這支勢力雄厚的起義軍,風馳電掣地掃遍了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的各個地區,誅殺貪官、摧毀暴政,並攻入長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起義雖然被唐王朝和藩鎮的聯合力量鎮壓下去,但唐帝國也終於在藩鎮割據勢力更加猖狂的火併中滅亡了。


  

初盛唐文學主要是詩歌,中晚唐文學卻有多方面的發展。除詩歌風格流派更加複雜多樣而外,古文運動在這時期取得了勝利,傳奇小說也發展到了全盛的時期。變文等通俗民間文學也有更大的發展,從民間誕生的詞,也逐漸轉入文人手中成為新的詩歌形式。

在社會矛盾複雜尖鋭的形勢下,詩歌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潮流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局面。安史亂後,元結、顧況等揭發社會矛盾的詩歌,成為杜甫的同調。中唐時代,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更繼承杜甫的傳統,進一步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掀起新樂府運動。他們的新樂府詩揭發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殘酷剝削,對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對國勢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們的詩在當時就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除了以白居易為首的現實主義詩派而外,中唐時代詩歌的風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曆年間,劉長卿、韋應物的山水詩,李益、盧綸的邊塞詩,都是盛唐詩風的余響。貞元、元和之際,韓愈、孟郊以橫放傑出的詩筆,開創了奇險生新的新風格。青年詩人李賀,更融合楚辭、樂府的浪漫幻想的傳統,以濃麗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寫出了精神上的種種苦悶和追求。劉禹錫的學習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憤,藝術上也有獨到的成就。


  
晚唐詩歌,隨着國勢的衰危動亂,風格面貌也有很大的變化。杜牧、李商隱的詩歌,在藝術上有一些新的發展,但無論寫憂國憂民,或寫愛情生活,都有相當濃厚的感傷情調。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在黃巢起義前後寫的一些揭露社會黑暗的詩篇,繼承了白居易新樂府的傳統,但感情更憤激,批判的鋒芒也更尖鋭,從他們詩裡,我們看見了唐朝國勢搖搖欲墜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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