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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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前53-18)，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辭賦家。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年輕時極好司馬相如的賦，「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後有人稱頌雄文似司馬相如，被成帝召入宮庭。他侍從成帝祭祀遊獵，作了《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四賦都歌頌漢朝的聲威和皇帝的功德，又處處倣傚司馬相如，使辭賦創作走上了模擬因襲的道路。但他的賦還是有自己的特點的，如《羽獵賦》、《長楊賦》都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揚馬並稱，說明了在辭賦發展中揚雄還有一定地位。他無心仕進，在成、哀、平三世始終是一個黃門郎，生活比較窮苦。但他不慕榮利，自甘淡泊，埋頭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又作《解嘲》一文，指出統治者用刑罰、詩書禮樂、舉士制度來束縛士人，而士人只圖仕進，依然「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方」。結果是庸夫充斥，奇異之士不見容，「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辭：是以欲談者捲舌而同步，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因此他採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處世態度。《解嘲》縱橫馳說，善為排比，辯鋒頗鋭利，雖受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

揚雄晚年認為辭賦是「童子彫蟲篆刻」，無補于規諫，又「非法度所存」，這正是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指出漢賦的根本弱點，並由此提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看法。他看到了詩賦「麗」的特點，但他反對「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失去諷諭的作用，而要求辭賦合于諷諭的正道，即所謂「則」。這樣的文學觀點在當時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第三節　漢樂府民歌的藝術性

漢樂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敘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谷風》等。但還是通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個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別是我們將在下一節敘述的《孔雀東南飛》。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志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它的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一)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有的採用對話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羅敷和使君的對話，《東門行》中那個妻子和丈夫的對話，都能表現出人物機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蕪》和《艷歌行》的對話也很成功。如果和《詩經》的《國風》比較，就更容易看出漢樂府民歌這一新的特色。對話外，也有採用獨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稱讓人物直接向讀者傾訴，如《孤兒行》、《白頭吟》、《上邪》等。漢樂府民歌並能注意人物行動和細節的刻劃。如《艷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寫那個「夫婿」的猜疑；《婦病行》用「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寫那個將死的病婦的母愛；《陌上桑》用「捋髭鬚」、「著綃頭」來寫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態；《孤兒行》則更是用一連串的生活細節如「頭多蟣虱」、「拔斷蒺藜」、「瓜車翻覆」等來突出孤兒所受的痛苦。由於有聲有色，人物形象生動，因而能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二)語言的樸素自然而帶感情。漢樂府民歌的語言一般都是口語化的，同時還飽含着感情，飽含着人民的愛憎，即使是敘事詩，也是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故應麟說：「漢樂府歌謡，採摭閭淨，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詩藪》卷一)正說明了這一語言的特色。漢樂府民歌一方面由於所敘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詩的作者往往就是詩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於作者和他所描寫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敘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淺而能深」。《孤兒行》是很好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