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這樣。也許這是我出於妒忌。不管怎樣，反正想喝住他們問問。」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時而偏向左邊，時而偏向右邊，彷彿過高的身軀對他是個負擔。他並不拐彎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問道：
「您是由於丈夫的問題而受到連累嗎？還是由於自己的問題？」
她也同樣直截了當地回答，有如對方在問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閙不清究竟誰連累了誰。」
「現在也都在一起嗎？」
「不，哪能呢！女兒死在流效地。戰後我們轉到這裡來。丈夫在這裡第二次被抓走，送進了勞改營。」
「這麼說，現在只有您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兒子。
8歲。」
奧列格望着她那並沒有顫動起來博取憐憫的臉。
是啊，他們所進行的是事務性的談話。
「第二次是在
1949年？」
「是的。」
「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個勞改營？」
「靠近泰會特火車站。」
奧列格又點了點頭：
「明白了。那是湖區勞改營。實際地點可能在勒拿河邊，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過那裡？？」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沒有，不過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麼事情都是縱橫交錯的。」
「是杜扎爾斯基，您遇見過沒有？……在任何地方都沒碰到過嗎•…」
她仍然抱著希望！說不定碰到過……現在馬上就可以談起他的情況……
「杜扎爾斯基？……」奧列格咂了咂嘴。「沒有，沒碰到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寫兩封信！」她抱怨說。
奧列格點點頭。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來了一封信。在
5月份。從那時起就一直沒有！…」
她只剩下一綫希望了，死死地抱著一綫希望。女人畢竟是女人。
「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釋。「每個人一年寫兩封信，可您知道合起來有幾千幾萬封？而檢查當局又懶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勞改營裡，有一個修爐匠，也是個囚犯，夏天去檢修爐子，結果在檢查處的爐子裡發現近兩百封沒有寄出的信。是他們忘記燒掉的。
」
儘管奧列格對她婉轉解釋，儘管她也好像早就應該對任何情況都能習慣了，可是此刻她仍然異常驚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來如此——永遠也不可能擺脫驚異的本性？
「這麼說，小兒子是在流放地生下來的？」
她點了點頭。
「而現在，得靠您的工資把他撫養成人？要找個好一點的工作哪兒也不接收您？到處遭人責難是不是？你們母子是住在一個什麼小小的窩棚裡吧？」
他似乎是在提問，但他的這些問題是無須回答的。一切都是那麼清楚、明白，簡直讓人牙床都咬得發酸。
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雙由於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熱水中浸泡變得粗糙的並有不少青紫斑和傷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裝的、開本小巧雅緻的厚書上，書的用紙顯然不是國產的，再邊由於裁切得很早，故有點毛糙。
一如果僅僅是窩棚小，那倒問題不大戶她說。「可麻煩的事情是：孩子漸漸長大懂事了，什麼都要問，叫我怎樣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統統告訴他嗎？要知道，就連大人也會承受不了的！那簡直會把孩子的肋骨也壓斷！要是隱瞞真相，讓他同生活妥協呢？這樣做對嗎？他的父親會怎麼說呢？況且，能瞞得住嗎？要知道，孩子自己會觀察，能看出來。」
「把真相統統告訴他！」奧列格果斷地把一隻手掌壓在台玻璃上。他說這話的口氣好像自己曾親手把幾十個孩子撫養大，而且做法無不成功。
她曲着兩手的手指抵住頭巾下的太陽穴，憂慮不安地望着奧列格。她的神經受到了觸動！
「父親不在，教育兒子可真難啊！要知道，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軸心和指針的，可是這到哪兒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時而往這邊偏，時而又往那邊斜……」
奧列格默然不語。這種情況他過去也聽說過，可不能理解。
「這就是為什麼我讀法國的小說，不過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機會。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談比較重大的問題，當時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這樣殘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讀着心裡平靜。」
「當成麻醉劑？」
「當成思賜，」她轉過頭來，由於包着白頭巾，模樣像個修女。「我不知道在我們身邊有什麼書讀了不叫人心煩。有的書把讀者當作傻瓜。有的書倒是沒有假話，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
他們深刻地研究考證某某偉大詩人于一八見幾年坐馬車經過的是哪條村道，他在某一頁上提到過的一位貴婦是誰。也許他最終把這一點解釋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這是多麼四平八穩！他們選擇了一條沒有風險的道路！只不過今天仍在受苦受難的活人與他們全不相干。」
她年輕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叫她利利她。當年她這鼻樑還預料不到自己會出現架眼鏡的凹痕。這姑娘也有過眉目傳情、傻笑打閙的時刻，她生活中也有過紫丁香、花邊裙和象徵派的詩——任何一個吉賽女郎都沒預言過她將在亞洲某地當勤雜工了結此生。
「文學作品裡的一切悲劇，在我看來，同我們經歷的現實相比簡直太可笑了，」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堅持說。「阿伊達還被允許到地牢裡去同親愛的人死在一起。可我們連親人的消息也不讓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區勞改營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沒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