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割捨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為。」是反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為。
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捨己以從之也。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
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
釋氏心亦不放，只是？無主。
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
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個死法。
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着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眾理、應萬事乎？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這？一是屏除思慮，絶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
人以朱子《調息箴》為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
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淨無為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
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釋氏誤認情識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為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今人為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
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
張子以太和為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為太和者，道也，就以為道體，誤矣。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為「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
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為正學。
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為，虛無中即氣也。
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