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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改古事陳思王上書：「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謡。」梁鴻本適吳，而以為越者，吳為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為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改「黃犬」為「蒼鷹」，改「玉碗」為「金碗」，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迴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為之，豈不為人譏笑？謂高祖也。
○庾子山賦誤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搗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為「離別」之別，又非也。
○于仲文詩誤隋于仲文詩：「景差方人楚，樂毅始游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為人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祥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李大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後單于競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為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
○郭璞賦誤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盂于而誤邪？
○陸機文誤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于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為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大公、呂後，並無皇溫。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于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于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排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浩》：「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了也，以文為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註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隷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計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
○古文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