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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書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雋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篡》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捲，以發明舊義，行于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者也。
○勘書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Θ」，乃「環堵」之誤。註云：「緒疑當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註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為大害乎！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復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涂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為往來之徑。」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為「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著詩》：「還將貴公主，嫁與亻辱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亻辱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為「褥氈」，比于「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台漆書，以合其私者矣。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嘆，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後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圖稱制，乃鳩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于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台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後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絶」。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
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逾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卷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絶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