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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不會感到心理上的苦痛,這種能力是西方人難以相信的。我們從來沒有體驗過如此走極端的可能性。可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們看來，就是矛盾——已深深紮根於他們的人生觀之中，正如同一性紮根於我們的人生觀之中一樣。對西方人來講，特別重要的是，應該認識到，日本人所劃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惡的世界」的。這並不是說日本人不承認有壞行為，而是他們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與惡的力量進行爭鬥的舞台。他們把人生看作是一齣戲，在這齣戲中，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一種行動方針與另一種行動方針，相互之間要求仔細酌量平衡，每個世界和每個行動方針，其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每個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麼每個人都是善良的。如前所述，他們甚至把中國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國人需要那種道德的證明，證明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他們說，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種包羅一切的倫理戒律。用前已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話來說，他們「不願意抓住惡的問題」。按照他們的觀點，不從宇宙的高度，也能恰當地說明壞行為。每個人的心靈本來都閃耀著道德的光輝，猶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於磨煉就會生鏽。這種「自身的銹」，如他們所說的，象刀上的銹一樣，都不是好東西。因此，人必須象磨刀那樣注意磨礪本性。但即使生了銹，心靈仍在銹的下邊發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脫銹生輝。
由於日本人的這種人生觀，西方人很難看懂日本的民間神話、小說和戲劇，除非加以改寫，象我們常做的那樣，以求符合我們對性格一貫及善惡相鬥的要求。但是，日本人不這樣看。他們的評論則是圍繞主人公陷入「情義與人情」、「忠與孝’、“情義與義務」的矛盾。主人公的失敗是因為溺於人情而忽視了「情義」的義務，或者是因為忠孝不能兩全。他迫於「情義」而不能遵行正義，迫於情義而犧牲家庭。這些矛盾仍然是具有約束力的兩種義務之間的矛盾。兩者都是「善」的。對兩者的選擇猶如債務者該還債時面對多如牛毛的債務，他必須選擇先償還某些債務而暫時不管其它債務。但他還清一筆債務，並不能免除其它債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