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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思傳理學者，亦以一二為是說者，列而進之，與先儒並，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深可懼也。或曰：「茲言出，而天下知之鮮，罪之眾。」余惟為孔門守斯道，即弗知之，眾罪之，弗敢辭矣。（《孔子像碑》）
晦菴先生自讚曰：「從容禮法，沉潛仁義。」此其躬行之實。乃於孔門所刪述《六經》，程子所表章《四書》，傳註之，成周六典，官制議之。我聖祖重其道，崇其教，首以訓上，建官至今，道德一而風俗同，內外維而紀綱正，此其講明之蹟。
先生少嘗讀佛、老，及游延平先生門，始棄舊習。又懼天下後世陷溺之也，乃本程子「佛、老之害，甚于楊、墨，彌近理而大亂真，差謬間毫釐千里。」所差謬者，石潭汪子，整菴羅子，所指心性之辨是也。心性者，儒、佛、老皆言之，皆並傳，其中儒佛混同為一者，儒而釋、老為言者，皆易辨，惟佛而儒之難辯。
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闡明，詳發之。其大旨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于形而囿于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氣質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子謂梏于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
性具於心，心生於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言之。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復初，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並言也。此謂之儒宗。佛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即禪宗。
（《朱晦翁碑》）
似儒非儒，故闡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即謂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即謂之性。」又曰：「但認為己有，則不認以天理為天下之公共者言性，以有我之私者言氣質，是為無所蔽。」以心無理又無蔽，不得不以理為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決，不得不以事為障。
以理為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為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灑然無念無 ，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為一，一悟便是，即為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真妄，皆本來面目。執為 柄，直豎而往，操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其效驗以既悟必證，必得人傳繼，始為大悟。
乃急於說法普度，機鋒應對，凡來參者，若薛子所云：「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無我無人，其說簡徑直捷，新奇玄妙，身不自修，又不俟循序，不待防檢，其勢較易於聖學，其利本於養生，以故豪傑之負聰明才辨者，於此既能聞道，又能養生，孰不動乎舊所傳習，攙而入乎此者？先生素愛之於心，故並其時，有謂心即理者，直辯其非，曰「心粗」，曰「不識有氣質之性，豈不以其品優識賢而必深文之哉？」蓋傳而釋之，其端初開，不容不言為之防。（《朱晦翁碑》）
故其論學，聖人盡性，學者復性，性之復，在變化氣質，而變化之方，則以程子發明孔門「下學而上達」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固於禪不染，亦皆能言以闢之，於是儒而禪者絀。宋末偽學重禁，學者相與信從，講之不輟，忠義輩出。元人事佛，魯齋許子以此用□□□世教賴之不墮。
（《朱晦翁碑》）
我聖祖以經書傳註，又集諸儒大全，列學宮，時有文臣進解佛經，亦祇以佛釋佛，不許以儒文。是以至今明經修行，議事謀政，皆從此出。此其崇正闢邪之功，並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即門人後記錄有異，亦當刪煩存實，捨短集長，以永其功，俾勿為釋氏者攙入為害。何近歲有嘗讀其書，既因養生契禪，恍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為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即為己心，《六經》不在載籍，妙道自己而發，先聖先儒弗及，傳註皆差。」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複、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為己所有，知覺之中不辨，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詆之則己說不伸，乃詆所闡教法為末務，主敬為綴，格物窮理為支離，為義外，為俗學，鄙傳註為訓詁章句，非讀書為遠人為道。（《朱晦翁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