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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常苦于隨知隨蔽。”羅子曰：「若要做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言，與今時諸說所論的道理，所論的工夫，卻另是一樣。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為善，而一切私慾不能蔽之。汝獨不思，汝心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曰：「誠然。」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去蔽得，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已。」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於是滿座慨嘆曰：“吾儕原有此個至善，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受用。
乃自孔子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看諸家之說，以迷導迷，于不容為處妄肆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于夢幻之中，徒受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先生一點，而頓皆超拔也耶！」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
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也。即其所說好官相似。
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自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於民，方見自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某初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卻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病得無奈，卻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于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
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 緊喫苦。
在省中逢 大會，師友發揮，卻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逕。奈何不把當數，卻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續，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卻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貫串不來。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
）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
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
問：「孔、顏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卻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
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為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蘗，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卻忘于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靜功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慾為靜，則無慾為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 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
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為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卻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為心，專在明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