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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己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並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征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于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慾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膝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于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鳴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于秦《黃烏》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蓋上禦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
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為不平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于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謅笑，未同而言、以至于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曰助}之九錫。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為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奸。《宋史》言章用事，嘗曰：「元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于元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