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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把山川制度，內築壇，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字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氵熒以為：「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誌》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其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為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于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烙《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把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
○從祀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暫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黃氏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低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創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日『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誅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為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
○嘉靖更定從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日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王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甚、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逮、何休、上肅、王粥、杜預、范寧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胃。自今有事于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苟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把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拭、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于國冑」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于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未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棒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寧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