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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縣宋元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阪，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服。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于閒暇之時而為此寓兵于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漢和熹鄧後詔中官、近臣，于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隷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共隋蔡允恭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為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為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于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蟄禦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是知宦官之盛，由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過色為本。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采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仁宗即位，凡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于詔書者，有采寶石、採金珠香貨、采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為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敝猶貪。至于萬曆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于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邇」。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某肅總兵官都督費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敕責其低眉俯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恥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向成功。後為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義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恥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漸乎？
交恥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恥，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恥。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後》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剿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為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為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